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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46號文為肇開始，中國體育產業改革的春風吹起。2016年，在政策層面，中國體育產業進一步明確了“十年5萬億，五年3萬億”產業規模的發展目標。各路資本也加速在海內外收購和布局體育產業。在市場經濟新語境之下，體育產業參與者也面臨著屬于他們的時代命題，比如資本如何進行下沉開發和持續化發展？以競技體育為核心的賽事、版權和俱樂部的運營，有何得失？在資本寒冬下，體育產業的創業者的路，又在何方？

在此背景下，財新網舉辦了第二屆中國體育產業論壇：熱潮下的思考，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健林、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、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、上海東方籃球俱樂部董事長姚明等蒞臨了本次會議。

以下是本次論壇部分嘉賓的觀點節選：

王健林的小目標：到了2020年萬達商業要實現十億或數十億的收益

包括相關產業在內，體育產業在全世界的總規模為大概2萬億美元左右，全球從業人員接近1億人。近年來，體育產業逐漸呈現出四大發展趨勢，王健林認為體育產業正在與商業、傳媒、旅游、國家或城市的發展相融合。以體育產業和商業的融合為例，從賽事冠名、服裝贊助、形象代言等，商業已經滲透到體育運動的方方面面，體育運動要為商業服務，商業在某種程度上綁架了體育。現在，重大賽事都要考慮在全球各地播出的時間來做相應調整。比如歐洲職業足球聯賽要考慮亞洲收視時間，要把比賽放在中國收視時間來打。因為中國是其賽事轉播版權重要的買方，有大量的消費群體。

但是和歐美發達的體育大國相比，我國的體育產業較為落后。落后變現在三個方面，一是差距巨大，二是體制落后，三是體育賽事少，人們的體育幸福指數偏低。以差距巨大為例，王健林談到，體總局公布稱中國的體育人口只占到總人口比重的30%，而真實數據有可能更少；而相同的數據，美國為75%，日本為70%。就體育總量來看，美國的體育產業（僅包括體育賽事、體育經濟和體育傳播三個方面）總量接近5000億美元，占GDP的3%，日本的這一比例為2.6%，而中國的體育產業及其相關產業僅有0.7%。在人均體育指出方面，中國的人均體育支出大概只有美國的五十分之一，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。

基于此，王健林表示萬達體育將繼續擴大與國際組織的合作，繼續進行海外體育優質標的并購，繼續引進重大的國際賽事。在最后，王健林還談到了萬達體育的盈利目標：到了2016年，我們全球合并報表實現比較好看的盈利；2020年的凈利潤至少要做到10位數，或者幾個10位數，最終使萬達體育公司在資本市場上市，給中國資本市場奉獻一個極其優秀的，具有唯一性、高價值、有持續盈利前景的優秀公司，這就是我們做萬達體育的一個目標。

王石：用Uber思維盤活存量體育人口

王石認為，雖然目前中國體育產業水平不高，但在中國，體育產業的發展時機已到，已成為必然趨勢。

“馬拉松在中國很火，我也發揮了一些作用。”王石笑言，在萬科推廣樂跑項目的過程中，中國馬拉松項目數量從14個快速增長至150個。“體育產業市場巨大，不必再糾結體育投資是否會曇花一現。”

王石還表示，中國人聰明，善于學習，而且肯干。“有了這三條，沒什么事情干不成。”同時，王石還指出，中國的體育管理體制需要變革。現階段，舉國體制的體育培養制度，缺乏商業化，國際競爭力不強。

和王健林的看法不同，王石認為中國體育人口很龐大，但體育教練的利用效率很低。他建議，體育產業從業者可以學習Uber思維，用互聯網技術盤活存量運動人口，發掘存量經濟的活力等。與房地產企業需要拼規模不同，王石認為，體育產業的公司需要“小而美”，做好細分領域的垂直和深化。

魏紀中：政府不放權 體育產業難發展

在會上，魏紀中發言稱，政府部門要支持體育產業，就是要放權、放稀缺資源、放部門利益，否則體育產業難有順利發展。魏紀中認為，體育產業中的企業，應該是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結合起來，不能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唯一目標，“說到底，這是一個薄利行業。”

他指出，政府體育職能部門的工作，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，讓群眾對投入體育，從樂趣發展到興趣。“體育產業現在已經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，而是怎么做。怎么做的問題有兩個層面：政府層面，和包括企業層面的社會層面”。當前，“主要的障礙在政府的層面，不在社會的層面。因為社會的層面它是自擔風險、自負盈虧的；而政府的層面不擔風險，而且還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。雖然現在像足協已經與體育總局脫鉤了，但是還是那批人在做。”“政府應該做好守夜人的角色，防止資本的過度積累，社會權利被過度壟斷，但其他微觀層面可以放任不管”。

魏紀中還借鑒了吳敬璉12月3日在財新峰會上發言的觀點：現在改革頂層設計是好的，方向也明確，也有路線圖和時間表，但執行層不行。魏紀中認為，體育行政部門的“執行層不行”的兩個原因有二，一是思想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，市場經濟的概念只是他們可以利用的實用主義工具；第二，體育產業催生了部門利益，需要從上、從下共同努力打破。這就意味著上面“更高層的人說不能這么干，下面的人要促進，向政府、向體育總局、向發改委要政策。”

姚明：合理的利益二次分配才是長久之計

姚明在會上表示，自從2014年46號文件到現在，有兩年時間了，總體情況是樂觀的。在接下來兩年，體育產業也好，體育事業也罷，都在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。“只不過，很多事情有很多不確定性。這些不確定性，我們怎么看待？更多是看風險，還是看它帶來的可能性？怎么把控？現在，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分歧恐怕更大。”

此外，姚明還談及賽事IP的利潤分配和機制改革問題，“如果聯盟賺錢但是俱樂部賠錢，絕對不是長遠之計。”至于什么才是賽事IP和俱樂部運營的長久之計，姚明認為：“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利益的分配。包括整體賽事和參賽，不管是俱樂部也好還是運動員也好，利益分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這里面如果沒有合理的二次分配，從常理來說，缺乏了參賽的運動員，整個賽事也會垮臺。”“不管世界杯、歐洲杯還是NBA，據我了解他們做的是合理的。我們這方面也應該加大研究，使大家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，使賽事可以持續發展。”

至于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對比，姚明認為，體育行政主管部門的下面，有更多稀缺的資源，包括部門的利益和賽事創新的社會保障資源。“因為體育賽事它是公共資源，公共資源的舉辦會用到公共交通、公共場地，安保等資源。在過去的一套制度和秩序，被40號文件以來的一系列觀念所慢慢改變之后，新的秩序的建立，還需要一些探索。”

姚明表示，這些探索到最后，一定是由雙方博弈出來的，最后一定是形成大家相互都可以接受的結果。“很難說有哪一方面完全把控。現在總體來說，是一個行政力量松散，而創業力量或者發展力量更強勁的局面。”